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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杂谈』一所法学院的历史——中国法律人百年寻梦
作者:十年砍柴 时间:2004-5-3

(应邀参加法学院院庆,本来只想写一条四平八稳的消息交差。但目睹了一些场景后,便抑制不住自己,写下了下面这篇通讯不像通讯,随感不像随感的东西,在纯粹的新闻人看来,也许它不合规范,能否在本报发表甚至我不敢保证,但我只想写下属于自己的东西)

  法制日报记者李勇
  
  5月2日,燕园的银杏树透出诱人的绿,刚刚修剪过的草坪青草的气味和来往少年少女们的青春气息混合在一起。北大百年纪念讲堂中,正在召开一个生日party,北京大学法学院庆祝她的一百年。
  回首已是百年身,这时光过得太匆匆。庆祝大会除了到场祝贺的政界高层人士外,最引人注目的是白发皓首的老校友和青春年少的晚辈后学在大会休息之余,一起自由、轻松地交谈。在群贤毕至中,不乏高层官员和著名学者,但此时他们和面前的年轻人是平等的,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北大法律人。
  而平等,正是北大法律人,也是中国法律人一百年来追寻的光荣和梦想。

  (一)法律人的承诺

  此前的4月28日,北大法学院举办院庆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主持人是堪称该院“最上镜”的教授贺卫方先生,贺先生在介绍院长朱苏力时说,苏力是幸运的,他是北大-法学院一百年时的院长,因为我们不知道法学院两百年时院长会是谁。
  闻此言苏力显得有些自豪却又有些腼腆。作为北大-法学院的掌门人,苏力更像一个书生,对于大众媒体而言,他有点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味道。他也对记者们说:他是一个不太喜欢和媒体打交道的人,主要是不善言辞且长相对不起观众,自己更喜欢沉浸在个人的思考乐趣之中,因此说有点自恋也未尝不可。但北大-法学院一百年还得庆祝、还得宣传。
  在庆祝大会上,苏力这位曾经想当诗人的法学家,用诗一般的语言,解释了他和北大-法律人未能“免俗”的理由:
  “我们选择今天,也还因为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日子;用我们对于这个古老民族和对于这个年轻事业的热爱把五月的这一天锻造成一个金色的日子,一个令人激动、值得怀想和纪念的日子,或者说,一个象征。我们需要这样一个象征;借此,在这个新的百年开始之际,激活我们的想象,凝聚我们的信念,焕发我们的追求,表达这一代北大-法律人乃至中国法律人对于我们自己,因此也是对于我们横卧在万水千山中的祖国的一个郑重承诺。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后辈问起这一代法律人,我们会用这样一句歌词回答他们:‘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对自己的承诺!’”
  法学的冷峻理智和文学的激情火热,似乎是那样的泾渭分明,而在北大-法律人身上,却常有一种奇妙的和谐。北大校史馆里正在展出法学院百年院史,展览的角落里,展出一张毕业证的照片,毕业证的主人是一个离开我们十五年的天才,北大-法律系83届的毕业生查海生(海子)。他15岁进北大,19岁毕业,四年北大-法律系的学习生涯,他是沉默的,后来他的才华才如岩浆一样喷发,许多能背诵他的诗歌的人,几乎忘了海子也曾是个法律人。
  “千年后如若我再生于祖国的河岸
  千年后我再次拥有中国的稻田和周天子的雪山
  天马踢踏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选择永恒的事业”——《祖国(或以梦为马)》
  当我们再朗诵海子这些诗句时,似乎同时看到了诗人的赤诚和法律人的忠诚。
  
  (二)从半部论语治天下到法治国的努力
  
  宋代的名相赵普曾经自诩为“半部论语治天下”,两千年以来,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典籍成为中国传统士人治国平天下的圭臬,一代代人把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孟子零零碎碎的语录当成取之不尽的阿里巴巴宝库。甚至到了甲午战争失败后,四万万人齐落泪之余,一代宗师康有为欲变法图新,都不得不托孔子之名。这未尝不是一个为五千年文明史而骄傲的民族之悲哀。
  20世纪的初叶,对摇摇欲坠的大清朝来说,却没有一丝新世纪的喜庆。甲午海战的硝烟刚刚散去,谭嗣同“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呐喊还绕梁不绝,八国联军荷枪实弹进北京,两宫仓皇西窜的隐痛还在官员和百姓心中时时发作。面临瓜分豆剖之祸的中国人,在祖宗成法中再也找不出解决问题的答案时,目光不得不投入到长期蔑视的“外夷”。“宪政”、“法治”等新词第一次出现,虽然仍然是用《说文解字》中已经存在的汉字组合在一起,但“其命维新”,这些字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大清朝也半真半假、半推半就地进行“君主立宪”的探索。
  中国的现代法学就是在这样“数千年未见之大变局”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其产生和北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04年的初春,在浩如烟海的朝廷公文中,一份《奏定大学堂章程》被皇帝批准。章程把法律学正式列为时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十种“专学”之一,五年后,京师大学堂法律门正式招生。1904年自然成为中国法学的一个重要标志。修订这些章程的首要人物是身材矮小、倔犟自负的张之洞大人。张之洞催生了中国现代法学极具象征意义。这位年轻时就在殿试高中探花、进入翰苑,一度成为“清流派”领袖,后位列封疆,最后入内阁做领班大臣的儒家文化的宠儿,张之洞的人生道路几乎是科举时代中国士人成功的范本,他也是“半部论语治天下”主张的得益者。但就是这位旧体制的成功人士,力主废除科举,兴办洋务,培养现代的政治法律人才。
  张之洞这份给皇帝的奏章,实则是对自己成功路径的一种否定,非大智大勇很难做到这点,不知道他当时心中似乎有种不得已的痛楚?
  但中国的法学,在以后的一百年里,确实有过痛苦的煎熬、反复的曲折和不断的磨合、碰撞。今天我们翻看京师大学大学堂法律专业的课程表以及教师的履历,就能有这样的印象,中国的现代法学就是在囫囵吞枣的移植中起步的。1902年在仕学馆开始讲授的法学课程包括:刑法总论分论、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法制史、罗马法、日本法、英吉利法、法兰西法、德意志法、行政法、民法、商法。而北大的法学教师,最初很多是留日的,后来有留德的、留美的,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的法学又影响了一批教师。这样的移植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这次院庆活动中,有两个论坛非常有意思。一是1954级校友论坛,一是1980级校友论坛。1954年进入北大法律系的人,入法学之门整整半个世纪,现已是白发老人。作为新中国培养的最初几批法律人,他们的人生际遇就是建国来中国法制史的浓缩。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被打成右派,被群众专政,被下放,被迫改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起复,他们最好的时光和我们的祖国一样,在蹉跎中浪费。一位老人回忆起刚进法律系读书时,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当时普天同庆,大家都以为法学和法律人的黄金时代来到了,可没想到,以后会有那样多的坎坷和磨难。而80级的人生逢其时,他们是唱着“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是多么美”离开燕园的。二十年后再相聚,他们更多的是彼此分享成功的经验和喜悦。
  在回校参加院庆的校友中,还有一部分人是“少数派”,他们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但许多人却十分自豪,因为在那个时代,学法律的工农兵学员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作为“文革”中仅存的两所法律系之一,北大的法学经大劫而一息尚存、香火不断,不能不说是不幸中的大幸。
  1978年,中国的法学教育开始全面恢复。怀揣文学梦的朱苏力报考了北大中文系,但由于分数稍低被调剂到法律系,他只能被动得接受命运的安排。因为当时他和许多人一样,不知道学法律能干什么。中国的法学好像又回到了世纪之初的起点。而二十年后,这位当年并不心甘情愿入法学之门的学生却成了北大法学院的掌门,这也多多少少说明中国法学的戏剧化命运。
  100年,50年,20年,这些简单的数字排列在一起,有着沉甸甸的历史感。
  诚如苏力在庆祝大会的致词中所说的那样:“持续了100年的中国一系列以变法、维新、战争、革命和改革为标志的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变革,从另一层面看,也不时扭曲、湮灭、中断或至少是不那么有利于法学和法治发展。但它毕竟延续下来了;而且正是在经历了这些激烈、重大、深刻且全面的社会变革之后,中国基本完成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历史性转型,中国的法治才有了真正坚实的社会根基,中国的法学才有了有生命力的附着。”
  
  (三)最真的梦只能在这块土地上实现
  
  “持续百年的北京大学法学教育见证了这一历史变迁。她是中国法学的一个缩影,她的荣辱兴衰也提出或重申了一系列值得我们今天反思和铭记的有关法学、法治与社会的基本命题。”
  苏力在致辞中自觉地将北大的法律人乃至中国的法律人放在历史和现实的坐标中去衡量。那么,“有关法学、法治和社会的基本命题”是哪些呢?
  法学院院史展的导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法律真正的生命在于法学思想和法律智慧,正是借助这理性的光芒,人类才能安排自己的生存秩序。法学院正是孕育法学思想、培育法律智慧的圣地,通过法学教育,法律在每一代法律人头脑中生根发芽。”
  5月3日,来自国内外著名法律院校的负责人在北大举行“法学院院长论坛”。这次“华山论剑”的主题便是转型社会中的中国法学教育,说白了,就是我们的法学教育究竟要为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培养什么样的人。
  在一次和新生的见面会上,朱苏力是这样给一帮刚进大学的孩子这样讲述法律是什么。法律是非常实用的,功利性很强的。所以抱太多的理想主义学习法律是不行的。世俗就是要解决各种问题,大的可能是国际间的争端、地区间的争端、民族间或种族间的争端等,小的就是指我们日常的事务,夫妻间的纠纷、邻居间的纠纷、同学间的纠纷等。法律是用来解决他人问题的。法律具有社会性。
  也许是因为对中国法学教育的历史的考察以及对中国现实的关注,朱苏力这位有着美国留学、讲学经历的法学家却十分关注法律的本土资源。当然,对他的学术观点,可以展开各种讨论与批评,但他这种主张的出发点无疑是不可否认的。因为法律最终要解决现实中的问题,那么法学不可能成为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屠龙之学。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必须面对中国社会的种种传统和现实。朱苏力在他一篇有关法学教育的随笔中进一步谈到:
  “一是法律是与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无法分离的,因此,作为总体的法律来说,我不承认有什么单一的、普适的法律。其次,法律是世俗的,是要回答和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的,而不是一套说着好听、看着不错的逻辑或话语。因此,中国的法学教育必须回答中国社会的需要,要生产中国社会需要和对路的产品。第三,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正在迅速发展,中国无疑需要大量与市场经济和都市生活相适应的法律。但是中国还有一个广阔的“农村”,大量的熟人社会,因此,这个转型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改变这种现实,而且,如果考虑到现代化可能带来的某些弱点,似乎也未必应当彻底改变。因此,转型期的中国法律教育必须要考虑到这个因素。
  基于此,我认为,中国当代的法学教育必须重新考察并重视中国‘农村’对法律知识和法律人才的需要以及它的支付能力。我们必须不能忘记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仍然不平衡的大国;我们不能忘记法治的建立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决心的结果。我们不应让我们对理想的关注遮蔽了现实的需要,以一种知识压迫、压制甚至扼杀另一种知识。相反,我们应当重新研究中国农村对于法律规则、法律知识的需要,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让这些知识进入法律学术和教育界的视野,进入法律实务界的实践。”
  法学乃至法治理念,都是异地物种,它从一百年前播种于中国,就开始了漫长的适应期。诚然,作物移植要保持它的基本的生物特性,即不能出现“南橘北枳”的尴尬,要保持法学和法治的基本原则。同时更要注意这块土地的特性,物种和土壤的适应是相互的。在农作物领域,葡萄、西红柿、红薯、烟草等许多外来品种在这块土地上不但存活了,而且比原产地长得更好;在文化宗教的层面,佛教在印度式微后,却成功了地完成了和中国文化的结合,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社会上千年。
  
  “此火为大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中国法律人的光荣与梦想,只能也必将在这块土地上实现。(2004年5月3日)
  


更新日期:2004-5-6 7: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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